青瓷文房用具映射鄂州文化底蕴

时间:2018-11-28 11:52来源: 鄂州新闻网阅读数:--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像中华民族文化那样,同自己的书具有着不可分的联系,也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人像中国古代文人那样,把自己的书具视同生命一样珍惜,以至于稍有身份的人去世后,少不了带着心爱的书具陪葬。而鄂州出土的青瓷砚台、青瓷水注等,彰显出文房用具在我们民族生活中不可取代的地位。

青瓷蛙形水盂三蹄足砚


  1.青瓷文房用具兴盛于古武昌
  砚台及水注等文房用品,是中国书法必备的用具。汉代发明了人工制墨,由此,砚台及一些辅助性用具开始大兴起来,在石砚的基础上,出现了铜砚、陶砚、银砚等。到了六朝时期,伴随着青瓷艺术逐渐成熟,产生了花样繁多的青瓷砚台、水盂、水注等文房用具。
  中华文明如此青睐鄂州,历史的脚步注定在这里驻足。
  公元221年,孙权来到鄂州,建立了吴都,古武昌成为三国争雄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了繁荣武昌的经济文化生活,从会稽引进了青瓷制造业。从鄂州近郊东吴墓中出土的青瓷器来看,当时鄂州的青瓷制造业不仅形成了相当大的生产规模,而且品种多,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为了满足贵族阶层文化生活的需要,大量的砚台、水盂、水注等文房用具应运而生,体现了古人对精神文化的向往和审美的价值取向,为我们研究古代“文房四宝”提供了实物依据。
  从这些存世的青瓷文房用具中,起码可以解读出这样几点信息,一是当时东吴的手工业水平高度发达,青瓷制造在古武昌得到了弘扬和发展,成为中国陶瓷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二是说明孙权在武昌建都,不仅重视政治、经济、军事建设,同样重视文化建设,用现代的话说,做到了两个文明一起抓。三是文房四宝在士大夫阶层普遍使用,成为案头的必备用品,促进了古武昌文化事业的繁荣。四是青瓷制造工艺不断改进和提高,器物的艺术造型丰富多彩,体现了古武昌工匠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的创新精神。

青瓷笔架式蛙形水注


  2.实用与装饰完美结合于一体
  古武昌的青瓷文房用具,造型别致,雕琢精巧,古拙厚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且看六朝时期的3件文房瑰宝,一件是青瓷蛙形水盂三蹄足砚。砚身呈圆形,边沿稍高,底部是个凹面,供磨墨用,附有3个较大的蹄足。砚盖为覆盘状,盖面以五圈连珠状的花蕊纹作为装饰。奇巧的是,盖钮设计成一只蹲着的青蛙,蛙背又巧妙设计成一个小水盂。整个砚盖的造型和装饰协调美观,而且器形硕大,为青瓷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一件是青瓷笔架式蛙形水注。蛙的头部凸出,圆唇,短颈,扁圆腹,四肢较长,蛙背有一圆孔,用于注水,盛于蛙的腹部。蛙左右2只前足上端,巧妙立起一座弧形笔架,正中部有个凹槽,可搁置毛笔,一个器物,2种功能,相得益彰。
  还有一件,青瓷羊插座。一只呆萌可爱的山羊昂首跪伏,羊口呈圆形张开,颌下有短须,羊的头部开有圆孔,圆孔左右堆塑双耳和双角,羊臀部两侧各有一个带耳的小孔。令人费解的是,单从山羊头部的圆孔来看,可定为用于插笔的插座。但其嘴部是圆孔,臀部又设有双耳,可用于系绳提起器物的后部,使腹内的液体自羊嘴流出,据此也可作为水器来解释。这个造型奇特的器物,是目前出土的六朝青瓷中,涉及文房用具中最大的一件,实属罕见的珍宝。
  鄂州博物馆珍藏着一批青瓷文房用具,除这些造型外,还有狮形、猫头鹰形、花瓣形等各种形状的文房用具,这3件物品只不过是豹窥一斑。
  从中大致可以看出,古武昌的青瓷文房用具,大多是以动物图案为主,与器皿巧妙结合,不少器物还具有多功能的特点,融为一体,既注重实用性,又追求艺术性,用以满足使用者的情趣,供文人墨客欣赏把玩,给书案乃至书斋增添无穷的光彩和乐趣。
  这一件件精美绝伦的青瓷文房用具,无不闪耀着中华文明的灵光。

青瓷羊插座


  3.成就千年不朽的书画艺术
  传统书具作为华夏文化的象征之一,是无数文人雅士心目中的宝贝,成为他们书斋生涯中的亲密伴侣。拥有心仪的传统书具,就能挥毫泼墨,抒写人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世世代代传承着中华文明。
  在鄂州这块土地上,无数文人墨客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晋代庾亮、王羲之中秋南楼赏月,成就一段“南楼佳话”。唐代李白、孟浩然、岑参、元结、杜牧,宋代苏轼兄弟、岳飞、陆游,元代丁鹤年等,都在鄂州留下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诗篇。值得鄂州人自豪的是,长江之畔耸立着唐代李阳冰书法奇观怡亭铭摩崖石刻,西山松风阁悬挂着宋代黄庭坚《松风阁》诗,都是中国书法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晚清,出生于鄂州的书法家张裕钊,他的书法作品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继往开来。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鄂州的文化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今天,航空大都市的建设,给鄂州带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必将描绘出新的更加灿烂的历史画卷!(刘国安)

责任编辑: 彭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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