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年铭文铜釜:实证三国武昌灿烂文明

2018-07-11    鄂州新闻网    阅读:

    □周承水

  如果说,史志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灯标,那么,文物便是这些灯标的基石。所不同的是,史志是以直白的文字解读历史,而文物则是以其材质、工艺、造型、铭文等隐秘信息折射历史。史志遗漏或失真的史事,文物往往能填补或矫正历史的缺失。鄂州出土的纪年铭文铜釜,实证了孙权都鄂期间以武而昌的潜能,弥补了《三国志》记录的缺失。

  石破天惊,一级国宝惊艳出土

  地下文物,总是在不经意间走出地面,与我们邂逅,给我们惊喜。

  1977年8月25日,鄂城钢铁厂西山南麓基建工地,在施工时发现了一口古代水井。原鄂城县博物馆考古队的丁堂华、徐国胜、王友昌等人闻讯后,迅速赶到工地,对这口古井进行发掘。

  这是一口竖穴土井,上部填土3。5米,井身直径1。56米,从残存井口至井底深7。6米,井中填满了黑色淤泥。经考古队员挖掘,出土有铜、铁、陶、瓷、竹、木器物95件,其中比较完整的有24件。而最让考古队员们惊艳的是一件有铭文记载的青铜釜。文物知识丰富的丁堂华当即认定,这件东西是难得的国宝———青铜铭文罐形铜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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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铭文罐形铜釜

      铜釜出土后经过冲洗、清理、考证辨认,这件铜质釜罐,高20厘米,口径12。8厘米,为直唇,口沿两侧有对称耳眼,耳眼上附有两个长方形铁环,上腹微鼓,下腹较直。肩部刻有12字铭文:“黄武元年作三千四百卅八枚”,腹部刻有“武昌”“官”三个隶体字,腹下部饰有均匀的弦纹。靠近底部有一破洞,破洞有用生铁修铸的补丁。

  “黄武元年”,即公元222年,“武昌”“官”三字,指的是铜釜的作坊在武昌,并由政府部门官办。也就是说,在公元222年,武昌官办铸造厂生产了3438个铜釜。这种有生产地点、有制造单位、有铭文的铜釜,在全国尚属首次。在鄂州地区出土,这样的铜釜实属孤品,经考古专家鉴定和中央文物局认定,这是一件难得一见的国家一级文物。

    纪年铭文铜釜,释放武昌灿烂文明

      铜釜在地下沉睡了1790多年重见天日,并经丁堂华将发掘报告发表在1978年第五期《考古》杂志上之后,立即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关注。当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三国六朝著名考古学家蒋赞初教授正在鄂城开展六朝考古工作。当他看到铭文铜釜后,惊喜地说:鄂城出土有产地、有数量、有铭文的这件铜釜,在全国实属罕见,属国家级瑰宝,铭文交代产自武昌的仅黄武元年的铜釜就有3438个,目前只发现一个,其余的3437个的下落及作坊遗址,需要鄂城的考古工作者倾力关注。然而时至今日,作坊及其余铜釜的下落,踪迹难寻。

  从这个铜釜的制造工艺看,当时武昌的铸造艺术十分先进,只有官办的作坊及制造技术极好的工匠才能完成。孙权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也是一位重视经济贸易和制造业的帝王。创办铸造作坊时,他一定把吴国最好的铸造工匠集中到了武昌。当时,吴国境内只有武昌盛产铜、铁矿石,冶炼事业极为发达,这些先决条件,为制造铜釜提供了可能。

  在作坊地点上,我们不妨这样猜想,据《古今刀剑录》载,位于寒溪椅子山南麓的吴王铸剑庐,孙权于公元226年,他一次就在这里铸造了“千口剑、万口刀”,这样的生产量,没有相当的生产规模和生产工艺水平,是难以完成的。由此逻辑推理,吴王铸剑庐或为铜釜的生产作坊。铜釜是一种既可煮饭,也可烧水的精致生活器具。曹植《七步诗》“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中的釜,就是这种东西。物质见精神。在它身上,我们看到了三国时期吴国高超的冶金技术,先进的制造工艺,繁荣的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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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昌”“官”铭文

      批量铜釜,折射以武而昌潜能

  往事并未如烟。通过铜釜展示的“谜面”,我们可以猜出1700多年前的许多“谜底”。如铜釜身上镌刻的“武昌”“官”三个字,已经明确告诉我们,铜釜产自武昌,并由官方生产经营;铜釜上的铭文告诉我们,仅黄武元年就生产了3438个铜釜。像这样官方创办的作坊,不可能开张一年就关闭。如果从黄武元年(222年)孙权在鄂城建都,到229年9月他迁都南京的八年时间计算,这个作坊可能生产铸造了27504个铜釜。作为生活用品的铜釜,武昌地区的居民是绝对“消化”不了这么大批量的铜釜。试问:孙权为什么要生产这么多呢?

  我们当然不能用形而上学的眼光来审视这件铭文铜釜,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精神或物质的存在,都离不开上层建筑作用和影响,官制铜釜的材质、工艺、用途、铭文的背后,当然蕴含了当权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志。透过历史烟云,审视吴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下三个结论比较合理:一是满足吴国军队行军打仗的需要,因为铜釜既便于携带,又有多种用途;二是满足经济贸易需要,因为从武昌可通江达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铜釜销往海外;三是满足吴国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因为江东地区极为富裕,而铜釜不仅是生活实用品,也是艺术观赏品。无论是哪一种“需要”,都足以证明孙权注重利用武昌资源发展经济,励精图治,实现他以武而昌的强国之梦。

  文物是无言的历史。纪年铭文铜釜的出土,是六朝考古石破天惊的重大发现,它雄辩证明了三国时期鄂州经济社会的繁荣和手工业技术的兴旺发达,是武昌文明史的重要物证。它还满载着一个时代蓬勃的信号:人文的光辉和科学的火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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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武元年作三千四百卅八枚”铭文

责任编辑:余爱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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