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的“法”与“情”

2018-07-11    鄂州新闻网    阅读:

  近期,各大媒体网络被电影《我不是药神》刷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热议的现象级电影。
  该片改编自现实中的陆勇案,讲述的是印度神油小贩程勇,通过慢粒白血病患者吕受益的介绍开始走私并售卖与正版抗癌药“格列宁”药效相同的印度仿制药。程勇实现了从一名只为牟利挣钱的小贩,到后来成为了人们心中舍利取义的“药神”的转变。虽然程勇的主观目的是治病救人,但最终也因自己的犯罪行为受到了法律惩处。
  该片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一则聚焦了老百姓关注的“天价药”问题,二则凸现了“法”、“理”、“情”之间、形式逻辑与实质价值判断之间价值选择问题。
  法是法律、法治,更是一种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法律是成文的道德。“法”本身源于但又抽象于“理”与“情”,是“理”与“情”的升华与总结。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弛则国家弛。法律作为人们行为的底线,是化解社会矛盾、解决利益冲突最根本、最直接的手段,它为“理”与“情”发挥作用提供保障。
  理是道理、伦理、常理和道德观念的总称。道德是内心的法律。违背伦理直觉的裁判结果,很难被社会大众接受。在自由心证中,需要通过内心的良知与理性对事实和证据材料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形成确信。显然,自由心证的过程也需要合“理”合“法”。
  情即人情、感情,是一种朴素的正义观念。从原始社会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到古代社会的“亲亲尊尊、三纲五常”,再到现代的“人情社会、熟人社会”。人们遇到问题,习惯性的考虑“情大于法、情胜于法”,这说明“情”在我国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社会基础。
  《我不是药神》从热映到热议,具有很强的司法实践意义。作为司法工作者,面对法、理、情的冲突、形式逻辑与实质价值的矛盾,该如何遵循法—理—情的逻辑顺序,妥善化解矛盾。
  坚持法律之准绳,将“法”作为逻辑起点。刑法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威慑,更在于其不可避免性,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应该受到法律的惩处。片中程勇虽然后来的主观目的是为了治病救人,但他也为自己走私、销售假药的犯罪行为付出了法律代价。公正是司法的生命线,更是人民感知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尺。只有通过公正司法、严格执法,才能够实现司法公信、维护国家和公民的根本利益,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结合常理之判断,将“理”作为逻辑要素。本片程勇的现实原型陆勇最终被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处理,《释法说理书》认为“如果认定陆某某的行为构成犯罪,将背离刑事司法应有的价值观……”司法价值观也是司法伦理的体现。现代刑事司法要求保障人权,重视刑事法治。陆勇代购仿制药在当时特定的情形下,似乎是一种必然且合理的行为。正如影片中程勇所说“救人犯法吗?”“他(指另一位慢粒白血病患者黄毛)才二十岁,想活命有什么罪!?”因此,要综合考量法律自身的法益保护之目的,结合司法伦理价值,理性、和平、文明司法。在司法、执法的过程中,既要严格依法办事,遵循法律的形式判断,以法治思维作为逻辑的起点,必要时,也需结合当地特殊的人文风俗、历史习惯作出实质的价值判断。在自由心证中,要秉持良知与道德,对案件事实与证据材料进行价值判断,确保法律推理的实质合理性。同时,也要注重文书说理与心证过程的公开,让公平正义以人民群众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融入情感之交汇,将“情”作为逻辑终站。法律不仅具有精度、更具温度。从违法性阶层来看,主角程勇具有走私、销售假药的危害行为,存在客观上对法益侵害的事实。但从刑法的“有责性”层面考量,程勇最终的主观目的是治病救人,并且在客观效果上也帮助成百上千的慢粒白血病患者延续了生命。影片中法院最终判定程勇犯走私罪、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起刑点)。该判决结果在定罪上严格司法、量刑上充分考量行为的“违法性”与“合目的性”,结合特定时代背景,既体现了司法的刚度,也体现了法治的温情,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同一。
  电影故事是现实社会的缩影。司法实践提倡实证主义、遵循法律形式逻辑,但不能完全倒向机械式的纯粹逻辑推理。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人性的关怀。
  法律为感情和道德提供保障,感情是道德的基本内涵,而道德又是法律的重要来源。笔者认为,审判的公正、法治的温度、人性的体察,这才是现代司法追求的效果与目标。(作者  徐 谨)

责任编辑:汪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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