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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王城遗址迷踪之探

时间:2021-01-06 15:03来源: 鄂州新闻网

□ 柯愈春

  编前语

  西周时代的鄂王城,秦代的鄂县故城,孙权建都的武昌城,都在西山之麓。从开辟时代开始,三者就连在一起,已经成为定论。谁知,到了清代末年,这个千古之案怎么就被翻案了?

  多年前,在京的鄂州籍史学专家柯愈春已撰文对此进行了解读。柯愈春,1939年2月生,1964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曾师从系主任徐家麟先生,后历任人民日报社图书馆馆员、记者部记者、总编室编辑。利用业余时间,柯愈春花费30年心血,完成了大16开本560万字的巨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该书于2002年初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近年,柯愈春参与《荆楚全书》编纂工作。

  西周时代,作为七雄之一的楚国国王熊绎,受封于周成王,立国荆山一带,史称荆楚。传至熊鬻,率领长江中游百姓开发两岸。

  熊鬻的曾孙熊渠,得到江汉百姓的拥戴,于是兴兵东征,时在周夷王八年(公元前878年)。至樊山,驻地开发,封其次子熊红为鄂王,熊红在樊山一带新开辟的地区,史称樊楚。

  清初纂修的《古今图书集成》,采摭众家之言,指明周夷王时“以东界为樊楚”。所谓东界,包括梁子湖周边地区的广大地段,所以《名胜志》引《春秋》之语说:“鄂渚樊楚。”鄂王熊红在新开发的地区安民建城,后来称为鄂王城。

  鄂王城在今天的什么地方

  康熙五年,南昌熊登出任武昌知县,七年后熊登纂修《武昌县志》,这是完整存世的最早鄂州志书,而且是孤绝之本。其中阐述鄂州建城沿革说“熊渠封其中子红为鄂王”,“今县西南二里有鄂王城”。从康熙县志卷首所载武昌县城图来看,当时的县治之所,在大江之南、西山之东,南门楼、北门楼、东门楼及演武厅各占一方。县城建于明代万历三年,距熊登任知县不到一百年。

  如今的鄂州城关,基本框架就是康熙初年的县治。县志认定,古代鄂王城就在当时县治西南二里,大约就是如今的鄂城钢铁厂一带。

  参与纂修康熙县志的张子翼,好像预见到鄂王城址会引起争议,特意在县城建置沿革之后,加了一段按语说:“楚自子红,提封袁山,有鄂王城,旧矣。南郡隶于秦,江夏隶于汉,樊渚山川如故也。”这里将熊红的鄂王旧城,秦汉时期的隶属关系,与当地的袁山(即西山)紧密联系在一起,又与西山周边的湖光山色串成一片,所谓“樊渚山川”是也。

  康熙县志的作者,如此断定鄂王旧城之址,根据何在?

  据五代时鄂州诗人栖一和尚的说法,鄂王城在孙权建都武昌时就荒芜了。他在《武昌怀古》中说:“战国城池尽悄然,昔人遗踪遍山川。笙歌罢歇几多日,台榭荒凉七百年。”

  记录鄂州历史的古籍,原本是非常丰富的。大约三国时史筌纂修的《武昌记》,后来宋人编纂的《武昌先贤志》《武昌土俗编》《武昌志》等,都亡佚不传。以至于明代嘉靖及崇祯年间纂修的《武昌县志》也无书传世。有关古代鄂州的地方志书大量亡佚,给孙权建都以前的鄂州历史研究,带来了许多困难。这里仅就平时读书所得,根据一些零散记载,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粗略的考证,请教于专家。

  首先要弄清的是,鄂王城在今日的什么县界。

  三国时皇甫谧《帝王经界纪》说:“楚子熊渠封中子红于鄂,今武昌县也。”就是说,鄂王城在今日鄂州境内。皇甫谧是三国时人,《晋书》卷五十一有传。所著《帝王经界纪》已经散落,此见《太平御览》所引。

  佚书《九州记》说:“鄂,今武昌。”刘宋时代裴(马因)《史记集解》引此条。《太平寰宇记》引《九州记》说:“鄂王城,今武昌是也。今鄂人祀鄂王神,即遗像也。”据清代《汉唐地理书钞》的作者王谟考证,《九州记》的作者可能是晋代著作郎乐资,在郦道元之前。三国时孙权将鄂县改名武昌,当时或稍后的学者自然就有了这种注释。

  但是,鄂王城是否就在樊山之麓呢?

  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在“江水”经“鄂县北”注中,连续记述了以下事实,“江水右得樊口”,“江之右岸有鄂县故城,旧樊楚地”,“《世本》称‘熊渠封其中子红为鄂王’”,“孙权以魏黄初元年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县”(据商务印书馆1958年本)。这四层意思是说,长江右岸的樊口、熊渠封其次子熊红为鄂王的鄂王城、樊口附近的鄂县故城及孙权改名的武昌城,都在同一个地方,就是樊口附近的“旧樊楚地”。

  唐太宗的儿子魏王李泰,命著作郎萧德言等,撰成《括地志》五百五十卷,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正月,李泰上报《括地志》。这部书亡佚了,可是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多处引用,其中说:“武昌县,鄂王旧都。今鄂王神,即熊渠子之神也。”这里很清楚说明,唐代的武昌县治就是鄂王旧都。

  宋代薛季宣二十八岁时任武昌知县,时在兴隆元年(公元1163年)。他任武昌知县三年间,写了一篇很出色的散文《鄂墟赋》,专记鄂王城的兴衰始末,载在《浪语集》卷二。开篇就说:“按籍披图,乃窥鄂墟。有邑无民,荒城已芜。鄂渚缭乎其前,樊山峙于其北。”接着用与官员对话的形式辩论道:“此三代之建邦也。在寢楚熊渠,始大宗周, 微哉!拓东境,穹兵极兹,乃命子红,王而有之。已而知其非是,红归国废,奚始邑焉,吴迁以替。是为周晚之荆蛮,专封之旧地也。”再往下,就是作者纵论熊渠东征无罪有功,其中说,“使周王能保文武之基绪,不失周公之典彙制,外睦诸侯,下安万

  ,礼乐征伐,惟王是出,后稷之功,有隆不替”。

  这里明确表述了好几层意思:一是鄂王古城地址在樊山(西山)南麓,鄂墟是鄂王城之墟,鄂县旧城之墟;二是宋代兴隆年间已成无人荒城;三是熊渠沿长江向东开发,有功于周,伴随战争征伐,决然无罪;四是得出如此结论的根据,是摆在眼前的古籍和图册。

  《浪语集》卷十二还有一篇长诗,题为《鄂城篇》,称“武昌佐史皆好古,煮茗鏣联

  访城府”,亦认定鄂王古城在西山之麓。

  薛季宣距今千年,任武昌知县时对鄂州历史做过大量调查,他所见古代图籍较如今丰富了不少,他的结论是可以相信的。

  南宋王象之编著的地理总志《舆地纪胜》中说:“鄂王城,即楚封子红处,在县西南二里。东西九十步,南北百步。”书约成于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比薛季宣任武昌知县约迟六十年。

  明代钞本《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中,载明武昌县是熊红的受封之地。

  《古今图书集成》对以往说法进行了一次总结,明说武昌县治“西南二里有鄂王城”。清代康熙年间,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奉朝廷之命编纂《大清一统志》,请了万斯同等一大批全国一流的史地专家任事。徐乾学在题为《广燕亭》的诗中,开头就说:“鄂王有故城,江东建赤县。樊山在其阳,落日照春殿

  憺(《园集》卷四)。”

  清代游鄂的士子文人都认为鄂王旧城在西山之麓。清初丹徒人冷士嵋在《鄂城临眺》诗中说:“落日三秋晚,长江万里征。水当熊子驿,山到鄂王城。”作者是从江边眺望西山的,下边又有“樊山想士行”一句,士行即陶侃,他认定的无疑是西山脚下的鄂王城(《江冷阁诗集》卷九)。

  这时的鄂王城早成了废墟。清代康熙年间,贵阳人周起渭沿江进樊口,作《武昌怀古》说,“子红城郭荒烟里”,“居人犹自说熊渠”。好几千年了,当地居民还在怀念樊楚之地的开辟者熊渠父子。

  熊渠为何选定在樊山之麓建城

  1958年,在安徽寿县掘出五枚铜节,其中有两枚是水节,考古学家定名为“鄂君启节”,现存放于国家博物馆。这位名叫启的鄂君,无疑是最早封为鄂王熊红的后代。

  鄂君启节就是鄂君熊启经营商运、通过关卡的通行证。水节铭文中标明水运关卡、船队规模、免税商品及来往时间,还规定鄂君自鄂地出发的四条水上航路。北路可经汉水通达今日的南阳,东路顺江进入鄱阳湖沿岸,南路浮洞庭深入广西边境及湖南郴县,西路溯江而上至四川境内的许多支流。

  铜节铸于楚怀王六年,即公元前323年,那时的交通主要靠水路,起点或中心应该是近江近水的鄂王城。熊渠选定在樊山之麓建城,首先考虑的是交通便利。

  南宋薛季宣的《鄂墟赋》,凝聚了几句非常精彩的话:“鄂渚缭乎其前,樊山峙于其北。有峰有峦,有陂有泽。林麓苍苍,环流漾碧。万顷涟漪,际天一色。”用一句今天的话来概括,就是这一带地区依山傍水。套用古老的话说,就是这一带有风水。翻译成当今科学的语言,就是这一宝地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适合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熊红是在战争状态中受封为王的,当然要着眼鄂地的军事地位。在鄂王城的废墟附近,孙权建成吴国都城。清代黄之隽在《武昌怀古》中说:“碧眼孙郎此建都,凭陵中国控全吴。”从此,古代的鄂州成为著名都城。

  南宋建炎初,金兵将领刘萼拥兵十万,直捣武昌县,南宋朝廷急迫中封岳飞为武昌公,统率主路兵力抗击金人入侵,当时的武昌县成为抵抗金兵的战略要地。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南宋朝廷封岳飞为武昌县开国子,后加封为武昌郡开国公,死后追封为鄂王。

  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笔者与宋史专家王曾瑜教授谈起,岳飞当时驻兵武昌县时的实际官职有多大,王先生说:“相当于如今的大军区司令员,是顶头的大军区。”又补充道:“当时的武昌县,是岳飞部队指挥所的驻地。”

  此后的李自成、太平天国、抗日战争,武昌县都成为军事争夺之地。武昌县后来成为控制吴楚的军事咽喉要地,透视出熊渠当初建城的战略眼光。

  金牛鄂王城又是怎么回事

  西周时代的鄂王城,秦代的鄂县故城,孙权建都的武昌城,都在西山之麓。从开辟时代开始,三者就连在一起,已经成为定论。

  可是到了清代末年,笔者的本家先辈、金牛附近谈桥人氏柯逢时,以翰林庶吉士的顶戴,主管《武昌县志》的纂修,借机翻了这个千古之案。

  在卷九的志文中,撰写按语说:“《名胜志》引《九州记》,‘鄂王城在武昌县西南二里,属马迹乡’。马迹乡在县西南一百二十里,距府治一百八十余里,与《寰宇记》所称‘在鄂州百八十二里’正合。今遗址关门石尚存,土人呼为鄂王城,其为楚封址无疑。”光绪县志又将记载樊山之麓为鄂王故城的有关文献,统统说成“沿当时之误”。以后没有人对此再提异议。

  柯逢时当过大主考,是很有学问的。这段话可能出于手下师爷之笔,有几个不能自圆其说的漏洞。说《九州记》载此事有“马迹乡”,这是误读原文。晋代成书的《九州记》,不可能有“马迹乡”的说法。“马迹乡”的记载,最早出于宋代薛季宣的《浪语集》,可能是他任武昌知县时据马迹山的名称新设的乡。志书所引“属马迹乡”四字,应是晋代以后引用者的注释文字,离晋代不下数百年。

  至于说“在鄂州百八十里”,那更是误引原文。北宋乐史编著的《太平寰宇记》,先称“鄂王城在州西北百八十里”,继谓“故鄂县城在州西北百八十三里”。唐代《括地志》,明确记载鄂王旧都在武昌县,但是书中另录当时的一种传说,以为鄂王城在河南南阳,乐史沿用这种说法。

  当时的州治在现在的武汉,所以有“西北”云云。县志删去“西北”二字,又将《九州记》所说“在武昌县西南二里”。这种修志的方法,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不应提倡的。

  县志所说“关门石尚存”,可能是真的,但无法证明是鄂王城的关门石。徐家桥以北的城邑遗址,笔者去看过好几次,很像是近代城堡。所谓据“土人”的传说而定鄂王城遗址,那更是证据不足。

  至于“今县西南二里滨湖”一说,那是昧于湖川变迁。宋代汴梁城,离今不到一千年,大都成了黄河改道的荒湖,能说开封不是宋朝首都?

责任编辑: 谈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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