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良刚

　　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苏轼历经长途跋涉，与长子苏迈抵达黄州。乌台诗案余悸未消，身为“罪臣”的他处处受拘，闭门自守，进退维谷。初寓定惠院之时，苏轼孤寂危惧、心境萧条，以“幽人无事不出门”“醉里狂言醒可怕”自况，又作《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写尽孤冷，道尽谪居之初无人相知、无人相援的绝境。其时朝野避祸唯恐不及，人情凉薄，苏轼一度陷入彻底的人际隔绝与精神封闭。

　　正当困顿无依之际，隔江镇守鄂州（今武昌）的朱寿昌，成为他黑暗境遇中难得的暖意与支撑。朱寿昌位列“二十四孝”，孝行名动天下，善行惠及州郡，德行享誉当世。早在熙宁年间，苏轼便曾撰文赋诗盛赞其弃官寻母的至孝之行，二人早已神交相知、心意相惜。

　　按宋代规制，官员严禁与贬谪罪臣私下往来，违者极易获罪惹嫌。朱寿昌全然不顾官场禁忌与世俗避祸之风，在苏轼到黄州不久，即特派武昌县令渡江慰问，致书信、赠果品、馈佳酿。这番逆势而为的情谊，不只是实物层面的接济，更是患难之中的道义认可与精神支撑。

　　朱寿昌的成全，更直接体现于苏轼居所的改善。他凭借自身声望与地方影响力，暗中协调黄州官场关系，疏通迁居事宜，为苏轼营造了相对宽松的生存环境，使其得以从狭小的定惠院，顺利迁居到条件更宜的临皋亭。苏轼安顿不久，立即修书致信朱寿昌深表谢意。这一细节恰可印证：此次迁居能够顺利实现，实为朱寿昌从中斡旋护持。与此同时，朱寿昌体恤苏轼谪居清贫、生计维艰，多次派人渡江送去米粮、酒肉等生活物品，又特意馈送笔墨、纸张等文房器具，既解其日用之急，也保其诗文创作不中断。

　　朱寿昌的庇护与成全，更彻底改写了苏轼的黄州人生。到黄州2个月后，杜道源携名花泉水相邀，共赏西山胜景。正因为有朱寿昌的默许与周全，苏轼才得以破例渡江，首次登临鄂州西山。此次游历，成为其黄州生涯的重要转折——他由此打破身心禁锢，逐步走出谪居的孤寂。

　　在鄂州三年，朱寿昌与苏轼诗文书信来往之密、情谊之深，二人之交，远超一般文酒应酬，根植于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与民生担当。面对鄂黄一带溺婴陋俗与民间疾苦，苏轼不求助黄州官吏，反而专函致信朱寿昌，恳切建言移风易俗、救助婴幼。这份跨越江渚的信任，足见朱寿昌正直敢为、心系苍生的品格，更显二人同心同德、肝胆相照的深厚道义之交。

　　元丰六年（1083年），朱寿昌辞世。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苏轼即将离开黄州、仕途渐次回暖之际，依旧追怀旧友，感念至深。境遇转顺而不忘患难恩人，更见朱寿昌在其生命历程与精神成长中无可替代的位置。

　　后世论东坡黄州蜕变，多强调其自我顿悟、山水悟道与思想升华，却长期忽略朱寿昌这一关键助力。若无朱寿昌破规相护、鼎力成全，为其协调官场、安顿居所、接济生活、供给文墨，苏轼难以安心畅游鄂黄山水，更难在绝境中从容自守，完成精神涅槃。

　　今逢苏东坡诞生990周年，重溯鄂黄千古佳话，正本清源，补录史阙：朱寿昌不只是苏轼的患难知己，更是东坡黄州精神突围的“摆渡人”。二人隔江相望、患难相扶的道义之交，尽显北宋文人不畏时弊、坚守本心、患难与共的千古风骨，为中华文脉留下一段温润而厚重的人文佳话。

编辑：谈听